农、畜原初驯化相分不相合（“蓝色革命”之二）

【说明】本文为郭静云、郭立新所著《“蓝色革命”：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（东亚视角)》（原刊于《中国农史》2019年第4-5期），因全文内容较长，现分节摘发。二、农、畜原初驯化相分不相合因为农产和畜产都是新石器革命的结果，故有些人认为两者应该成套泛起，才气表达有“新石器革命”的发生，所以寻找能同时驯化植物和动物的自然条件；由此而习惯性地将新石器革命的发生地指向西亚“新月沃土”地带，因这里既有野生麦类，亦有野羊，具备农畜互补生长的条件[1]。

如詹姆斯·梅拉尔特（JamesMellaart）认为，因为在尼罗河流域没有野羊和野生小麦，所以不能成为农耕生活的摇篮。[2]凭据现代生物学的认识，软粒小麦的野生祖先确实只发现在西亚地域海拔800─1000米的地域，可是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粮食比重最多的大麦的野生祖先，迄今仍可见于北非地域，其自然漫衍区相当广，并不限于某特定的区域内。

[3]在古埃及没有豢养绵羊和山羊的畜牧业，禁忌养猪，但这并不否认古埃及有栽培大麦、双粒小麦或硬粒小麦的可能性，而独立成为原生农耕文明。例如最近在尼罗河努比亚地域的考古掘客中，发现有新石器早期食用及驯化麦属植物的遗存；而且除了大麦和小麦之外，在努比亚新石器早中期时代墓葬中，还发现了黍粟的残迹[4]。既然我们不会以为黍和粟的驯化技术是从东亚中国地域来到非洲的，同理，我们也不宜肯定地说尼罗河的驯化麦属一定是源自西亚的。

换言之，在麦作起源相关问题上另有许多空缺之处，将西亚新月沃土视为新石器革命唯一起源之说恐难成定论。其实，20世纪前半叶FritzGraebner、W.Schmidt、W.Koppers等德国人类学家提出，驯化动物与驯化植物应该是差别的族群，他们厥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互影响、相互流传、交流技术和驯化物种，最终到达互补同化的水平。

[5]虽然现代考古学基本上否认这些被归类为“维也纳历史文化学派”的看法，可是在否认他们众多不适当假设的同时，也放弃他们所提出的合理看法，包罗农畜起源之区分。厥后这种看法又曾被重新兴起，如法兰克·霍尔（Frank Hole）将西亚近东的驯化分为两个阶段，在第一个阶段动、植物等差别物种是划分在差别地域被驯化的；直至第二阶段才泛起差别驯化物种的组合。[6]不外，总体来说，农牧泉源是否并存过或离开，考古界迄今仍无共识。

笔者认为，首先从对自然界动植物的基本认识来看，这一问题牵涉到动物的类型，是否适合在驯化植物的同时，也驯化该动物，因为这经常是差别的计谋。例如驯化野鸡、鸭鹅与栽培农作物似乎没有几多矛盾，可是能驯化野猪、野羊等大型四肢动物的须要条件，恐怕很难让人们同时也驯化农作物。因此法兰克·霍尔提出的模式才合理。笔者在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举行研究时也发现，驯化植物与驯化动物并无同步性，并不是同一群人发现耕作和畜牧技术，两者相搭配是新石器中晚期跨人群生意业务、互助、相互学习而发生的效果。

我们要审慎地思量，最初驯化差别动物、栽培差别植物，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，都需要初始驯化者对自己的生活计谋做出各不相同的摆设。因为驯化是一种专业化的生活摆设，若不集中在一种计谋上，驯化目的便难以实现。初期新石器时代社会都不大，且还处于探索和技术初创阶段，并没有能力同时聚焦于几种差别的目的，或同时接纳几种差别的生计谋略。

在近几千年以来的履历认识中，人群可以内部门工，同时举行狩猎、渔业、收罗和耕作；但此履历早已忽略，在原缔造者的初始阶段，在追求根据自己的目的改变、驯化自然物种的时候，需要集中精神配合驯化的目的而摆设生活。笔者今后角度分析驯化者肯定遵从的行为就发现，差别植物的栽培或许还可以同时举行，但这首先应该是生长条件相同的植物，只有驯化获得一定的结果之后，才气思量栽培其他、周围情况罕有的种类。至于驯化野兽，这需要思量更庞大的计谋，差别野兽的驯化需要接纳差别的做法，驯化者的社会生活要配合此目的而做出适当摆设才有乐成的可能性。

所以，更不用思量同时驯化野兽和栽培植物，这险些是没有可能性的，因为差别的目的需要各不相同的生活摆设。在初期的情况中，人们只能实验生产某种类的食物，其他仍依靠攫取。只有在农、畜驯化到达一定的成熟度，尤其是动物已经被驯化得不再野之后，再经由族群相互学习和联合的历程，农、畜生活才气合为一体。固然，这种人类间的族群相分的计谋所代表的是原创驯化阶段的情况。

野草、野兽被驯化后，其余未亲自到场驯化的人群社会，只需要学习和模拟原创者结果，吸收已被驯化的物种而照着方法继续造就，所以不会认识到驯化计谋的难度和专业性，因此便可以凭据所处自然情况和自己的生活情况来搭配农、畜的生产，选择多元的生计方式。从中国的资料来看，栽培水稻为主食和驯化野猪并不是同一时期和同一群人努力的结果，前者由长江中游平原新石器早期的族群发现，以彭头山文化为代表（约10000─7800 BP）[7]，尔后者依笔者浅见，最初是中国东北努鲁儿虎山脉山麓地带的人群所致力到达的目的，以查海文化为代表（约距今7900─7500）[8]。笔者认为，在其他地域，农、畜生活的混淆在初始时应该也不是配合生长，而是时代较晚的人群互动及团结生长的效果。

所以，不宜从农、畜野生祖先成套的指标，来讨论“新石器革命”的发祥地问题。（未完待续）[1]Braidwood,Robert J. Prehistoric Men;孙隆基，《新世界史（第一卷）》，北京：中信出书团体，2015年，14─39。[2] Mellaart, James.The EarliestSettlementsin Western Asia - From the Ninth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MillenniumB.C.The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of Volume I. Cambridge:The UniversityPress, 1967, pp 248-303）。[3] Вавилов Н. И. Центры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культурных растений. Л.: Тип. им. Гутенберга, 1926 （NikolaiI. Vavilov Origin and Geography of Cultivated Plants (translated by DorisLöve).. Cambridge: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, 1992）。

同时，凭据瓦维洛夫的研究结果，硬粒小麦的栽培源自衣索比亚高原尼罗河上游，或由古埃及人的祖先栽培所得。[4]P. Ryan, W.A. Out, J.J. García-Granero, M. Madella, D. Usai. Plant microremains from the white deposits and skeletons ofGhaba and R12 cemeteries. Identification and implications. In: D. Usai, S. Salvatori and Y. Lecointe (eds). Ghaba. AnEarly Neolithic cemetery in Central Sudan.Frankfurt: Africa Magna, 2016, pp.109─120; D.Usai. A Picture of Prehistoric Sudan: The Mesolithic and Neolithic Periods.Oxford HandbooksOnline, Jun 2016 DOI:10.1093/oxfordhb/9780199935413.013.56; D.Usai,S.Salvatori,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south of Omdurman.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n ceramic and lithic materials from 10-X-6 multi-stratified mound along the western bank of the White Nile in Central Sudan. Archeologie duNil Moyen, vol.10, 2006,pp.203─220; Donatella Usai, Lara Maritan, Gregorio DalSasso, Gilberto Artioli, Sandro Salvatori, Tina Jakob, Tiziana Salvia to. LatePleistocene/Early HoloceneEvidence of Prostatic Stones at Al Khiday Cemetery, Central Sudan. PLoS One, 2017; Neumann, K. Holocene vegetation of the Eastern Sahara: Charcoal from Prehistoric sites.”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, 1989, vol.7, pp.97–116; Dal Sasso, G., Maritan, L., Salvatori, S., Mazzoli,C., and Artioli, G. Discriminating pottery production by image analysis: A case study of Mesolithic and Neolithic pottery from Al Khiday (Khartoum, Sudan).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, 2014, 46,pp.125–143; Madella, M., García-Granero, J. J., Out, W. A., Ryan, P., and Usai,D. Microbotanicalevidence of domestics cereals in Africa 7000 years ago. PLoSOne , 2014,vol.9(10): e110177.[5]Pohlhausen H. Das Wanderhirtentum und seine Vorstufen. A.Limbach, 1954.[6]Frank Hole : A Reassessment of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, pp. 49－60.[7]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，《彭头山与八十垱》，北京：科学出书社，2006年；向安强，《中国稻作起源问题之检验──兼抒长江中游起源说〉，《东南文化》，1995年第1期，页44—58；卫斯，《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──兼论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》，《中国农史》，1996年第3期，页5—17；张之恒，《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的起源》，《农业考古》1998年第1期，页206—211；向安强，〈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发祥地》，《农业考古》，1998年第1期，页212—222；郭静云、郭立新，《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》，《中国农史》，2014年第5期，页3—13；第6期3—13；郭立新、郭静云，《早期稻田遗存的类型及其社会相关性〉，《中国农史》，2016年第6期，页13—28。[8]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《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掘客陈诉》，北京：文物出书社 2012年。查海文化为驯化野猪的发祥地是笔者研究结果，拟另文再详细探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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